中国需要仇富

中 国社会的“权钱交易”直接造成社会道德的沦丧，富人与官员的名声都极为狼藉，并激起了巨大的社会怨恨。要不是国家机器在消耗运行，这个社会早就解了体，所 以每有风吹草动便变为“群体事件”。权力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，直接后果就是暴发户的为所欲为，因为有钱可以贿赂司法与承租权力，不仅使富人违法行为获得庇 护，还是财富循环的有效手段。贫富差距在一定都合理范围，有利于社会的积极进取，如果没有公正制度和平等机会的相应制衡，那么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社会怨愤的 激增。“权钱交易”潜规则的合法化是一种制度犯罪，其危害性远远高于一般性的社会暴力，不但毒化了社会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，还可能是引发长期动荡的危险 根源。

中国目前需要“仇富”的社会共 识，抵制“金钱万能”的价值观念以及“钱权交易”的潜规则。唯有如此才能规驯人们合法致富、道德用钱的行为准则。社会道德和公共秩序不光穷人要遵守，任何 一个社会阶层都必须遵守。众所周知，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它必然超出了生理所需范围，转而成为一种社会公共现象，结果不外是正面或幅面的极端表现。传统 富人的做法是将财富移交后代，目的在于扩大后代繁衍及其生存空间。这种原生物的自私本能在中国官员与富人身上仍是根深蒂固，即便他们躺在棺材板上还为后代 谋取“福利”。历史反复表明了这是一种徒劳的“无用功”，富人通常逃脱不了“富不过三代”的宿命。中国人一旦有钱有势，第一个愚蠢行为就是纵容后代，不光 为他们操办一切，而且在子女成长道路上提供作弊便利，结果使后代普遍恃宠骄纵和养尊处优。为此，包括国家机器都围绕着这一低级的生物本能在运行，并造成整 个历史的恶性循环以及国家悲剧。几乎所有的中国统治阶层，他们最终都要为了保护子孙的命根子而进行垂死挣扎，牢牢抓住手中权力与财富，结果使整台国家机器 都充满了破坏力。可见中国富贵阶层是多么的不开化，他们的愚蠢行为不仅直接削弱了后代的生存竞争能力，还阻碍了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前途。

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之所以适应历史发展，它不单是片面地鼓励私有经济的创 造价值，而是高度依赖国家制度的完善以及价值观念的进步，从而有效地克服了经济活动的社会矛盾。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确立于司法公正、机会均等的社会秩序，并 树立了个人财富与社会责任相对应的伦理精神。这一切透过财产税、所得税、奢侈税等硬性制度得到体现。在中国人看来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税收制度无疑是一种 公开而合法的“仇富”政策。这跟中国人的小农意识所缺乏公共精神、社会责任存在密切关系。之所以，中国是一个缺乏内部凝聚力与同情心的社会，富人习惯依附 权力便自然谈不上创造力与责任感，他们的道德名声和社会威望也不值一提。唯有通过炫耀摆阔、买官进爵、操纵权贵、淫乱放纵来展示财富的狭隘作用，一旦出现 社会危机，权力阶层必然自身难保，富人便成了直接的牺牲品，往往是钱财性命全然不保，这是中国富人社会反复上演的历史悲剧。

西方富人开创了现代文明的历史新纪元。他们不光在财富上创造了辉煌成就，还 在政治、道德、文化、价值各个领域确立了资产阶级的主导地位。这一切，离不开“仇富”历史驯化以及富人的觉醒努力，他们普遍不会像中国富人那样，甘于附庸 权贵，将财富留给子女后代，而是热衷于公益事业，坚信个人奋斗努力和个人荣誉感，从而确立了他们的诚信道德和社会威望。如人们常常提及撒切尔夫人不是她的 宏功伟绩，而是她那恃宠骄纵、挥霍无度、屡教不改的小儿子――外号“小撒切尔”。

中国需要“仇富”，要哪些铺张浪费的富人付出更高代价；要哪些占有巨大额财富 的人承担更多责任义务；对哪些造假致富的无良奸商应予以极刑惩治；对于哪些贿赂权力的商人或企业进行高额罚款。像杭州阔少飙车致人死亡，必须予以最严厉的 法律制裁，并追究其父母的道义责任。只有制度“仇富”的严厉法规才能驯化出更有社会责任、道德意识、公共价值的新一代富人，也是确保社会和谐与健康发展的 必要手段。